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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访国立中正大学三校友薛士良、余名;;、曾小鲁
  • 作者:校报 摄影:校报 点击数:
  • 发布时间:2003-04-25字体:[
  •                              那个年代,我们读大学

       如果不是昌大并校十周年校庆,我们也许不会去接触这三位昌大历史的见证者,也就不会了解到他们那个年代的读书生活。他们现在白发苍苍却精神矍烁,他们仍然才华满腹又兢兢业业。他们踏踏实实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经历着岁月的风风雨雨,与母校同呼吸,共命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我们这里采写的是他们在国立中正大学读书时的往事追忆。

       两次采访,都是在我校生物系薛士良老教授家。身处窗明几净的空间,面对薛士良、余名  、曾小鲁这三位鹤发童颜的老者,跟随着他们热烈而从容的话语,我们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他们的学生年代……

                            读书抗战两不误

       “我们经历了一个战火纷飞的岁月,我们四年四易校址求学。”现在已80高龄的余名  教授不紧不慢地讲着,担心自己的宁波口音影响交流,还时不时地在书上指点解释。他1944年进校时在泰和县杏岭;但当年冬天,赣州沦陷,日寇继续沿赣江北犯,泰和岌岌可危,中正大学不得不紧急疏迁。先迁至兴国,不久又到宁都长胜圩。1945年7月1日复课,在那里读了一段时间,抗日战争结束后,11月便又迁至南昌望城岗。

       “当时的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余老的语调升高,沉浸在自己的回忆当中,“校舍简陋,教材难寻,疾病袭扰,旧衣粗食……大家仍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刻苦攻读。敌机频繁空袭,土匪杀人越货,时局动荡不安,师生们抗战不忘读书,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进行着教学和科研活动,读书不忘抗日,在宣传抗战、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启发民智,奋起抗战,移风易俗,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的仪器设备相当缺乏,向国外订购的仪器因香港被日寇占领未能运入。但我们的老师很好,他们带领学生以大自然为课堂,经常到附近乡村山野采集和考察。为充实标本室,生物学系还曾派老师先后到龙南、定南、全南调查和采集,生理生化实验仪器虽比较原始,但师生们发挥各自的才智,也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说到这里,余老笑了,很自豪的一个微笑。也许这个话题勾起了他对老师的怀念,抑或是那个特殊的学习时期给了他特殊的回忆。

       余老说完后,我们把问话转向薛教授和曾教授。他们两人很有缘,自46年入学成为同班同学以来,一起经历着解放前的读书时光和解放后的教书生涯,直至现在退休了还经常在一块儿。

       “大学四年我们顶多读了两年书,至少有一半时间罢课、游行。”说起当年的学生时代,两位教授侃侃而谈,“由于国民党当局热衷于扩大内战,教育经费短缺,内战又带来了物价飞涨,生活日益艰难。面对政府的腐败和每况愈下的学校状况,全校师生先后掀了‘护校运动’(争取改善教学条件的斗争)和‘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罢课与游行示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最后掀起的“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受到当局开除逮捕学生等高压手段的破坏和压制。这一连串学生运动给广大师生上了最现实的一课。1949年5月南昌解放,在校的绝大部分学生,包括我们在内,以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载歌载舞地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协助解放军维持好校内的治安和秩序。我们深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正大学全体师生才可能得到新生的发展。而现在的情况,不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吗?”两位教授慷慨激昂。

       1949年8月1日,国立中正大学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并决定迁校至南昌市。“校舍未建成之前,理学院各系暂设在三道桥原高级工业学校(现为省保育院)内。望城岗距三道桥约三十余里。由于交通工具不敷应用,我们动、植物学系的大部分仪器、药品、标本和设备以及生活用品,都靠我们学生用手推车徒步数十里搬运到三道桥。那可真是艰苦奋斗的岁月啊!”两位老人感慨万千。

       “你们要抓住机会好好读书啊!现在是多么好的时代!”三位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用力地点着头,因为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与他们相比,我们是多么地幸运!
    高徒忆名师

       “悠悠五十载,难忘恩师情”。讲起自己的老师,三位教授分外地兴致勃勃。

       让余教授最敬佩的当数生物学家林英了。这位出生在海南,却在江西工作长达40年的教授学识渊博,建树颇多:著有《江西森林》、《中国植被》(任编委、负责亚热带植被专论),还发现了南昌西山第四冰川地貌和冰川遗迹,提出泥炭沼泽植被与第四纪冰川地貌密切关系的规律。他的一些科研成果,已被国内林业部门广泛应用。

       “林老师很随和,心地也很好,身体十分健壮。”余老师继续谈论着,“他在近八十岁高龄时,我还听人说起他仍然骑自行车去市内。他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请他一起吃饭,聊天,很是开心。”

       而王有琪教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的讲课方式仍让薛、曾二老记忆犹新。“他上我们三门课,全部用英文授课,所用的教材也是当时世界通用的全英文教材。他上课从不用讲稿,喜欢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画切片图,使很多概念清晰明朗形象。一堂课下来,我们学到了很多。而专业单词根本就不用刻意去记,上课反复听就可以了。厉害啊!”他们用敬佩的语调讲着,我们用更加敬佩的神情听着,心想:这种老师,怎“厉害”二字了得?!

       在余教授给我们的一些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国立中正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创建于江西省泰和县杏岭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0年9月,国际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马肃博士被任命为校长。在“名人名校”的构想下,他招纳才贤,许多一流学者到校任教,其中有许多江西籍学者。学校的创建和胡校长的知人善用,中正大学名家汇集,成为一时之盛。到1944年4月胡先马肃辞职离任时,校本部已拥有专职教师203人,其中教授71人,副教授39人。他们中,有从本省“法专”、“工专”等校调进的雷洁琼、王修采、王易等教授,有从沦陷区来的俞调梅、姚名达等教授,有放弃较为安全环境从西南大后方来的蔡方荫,戴良谟,周拾禄等教授,有舍弃在美国罗杰斯大学优厚生活条件和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辗转万里来校执教的双博士黄野萝教授。他们造福桑梓、报效祖国,在距抗日火线仅一百多公里的大学辛勤耕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和难忘的回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宝贵记忆,用心珍藏。不管是国立中正大学建校63周年,还是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建校45周年,抑或是南昌大学并校10周年,数字只是抽象的符号,却包含着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人前仆后继的无悔追求。我们了解长辈们的生活,追踪长辈们的事迹,是为了从前期的点滴累积中获得历史带来的思考,成就更上一层楼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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