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由吉安专署文教处教育革命办公室来到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我负责文理科学报的编务暨行政等诸多方面的事务，因编辑工作的关系，我终于以虔诚、敬仰之心，见到了德高望重谷霁光校长。
随着前辈的老去，学报没有了专职的文史责编，我必须将文史的责编任务承担下来，“文史不分家”，我拟先攻历史，而攻历史，必须先研究中共党史。为了尽快地求得更多更好的老师指导，这样一来，我与蜚声海内外、治学严谨刻苦、考证无懈可击、学问贯通古今的谷霁光校长的接触日渐日多，常能亲聆謦欬。不巧的是：正当我肩任文史责编之际，1983年10月，谷校长大病一场，他患有脑血栓，左手与左脚因风痹接近瘫痪，老年性白内障，又让他几近失明。
为了让谷校长能早日恢复，相关单位领导决定：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每月不超过一次，每次不超过半小时。我懂此情此理。可当我见到患病的谷老时，他说：“直雄，我深知你的难处，我向你开‘绿灯’，你随时可来，在我家，可自由进出……”这让我如坐春风，倍感亲切，倍感温暖。从此，谷校长以其半身不遂之身，忍受着长达十年之久的痛苦，对我言传身教……他那“勤奋刻苦、不畏艰难”“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擅长比较、贯通综合”的治学经验；他那“甘为人梯、诲人不倦”的崇高品格；他那“朴实无华、去虚崇实”的人格道德；他那“宏微相济、举重若轻、高屋建瓴、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境界的大家风范……给我树立了终生做人问学的榜样，给我以鞭策与激励……我这个只读半年书就遭遇“文革”的赣南师专毕业生，如果没有谷校长“病中赐我整十年的悉心教诲指导”，哪有我能获得破格为研究员的条件？哪能走上带研究生之路？哪有我一千余万言论著的出版？哪有我由中共党史研究到毛泽东诗文研究、进而到三国两晋史研究的跨学科涉猎？哪有我年近80仍有研究不完的新领域新选题的不断发现？……当然，党的栽培是根本，但恩师谷老的宝贵指引和启迪也始终伴我治学，它像一盏明灯，始终给予我力量！
“民感桑林雨”，科研哪得闲？为出新成果，任凭染霜花！但决非仅此而已，在谷校长仙逝30周年之际，亦有必要将他老人家重病十年期间给我那难能可贵的特殊教益、悉心的指导，记下点滴，自勉自励，朝斯夕斯，一瓣心香，以寄我不尽的哀思和永远的深切怀念！
一、关注安源井冈山英雄业绩再深挖
大凡一个真正的学者，做人做事做学问，总是三位一体、融汇贯通的。学者们一般皆称谷老的学问上逮远古、下及晚清、涉猎数千载，这当然是大实话。岂不知，1949年5月南昌解放，7月，谷老便入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1950年2月，又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直到1954年4月毕业。“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他曾如饥如渴地研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②故而，他对中共党史的指导，与中共党史专家相比，亦毫不逊色。
当他知晓我的研究设想和主攻方向后，他说这个思路很好，研究中国历史不懂中共党史是万万不行的。你是萍乡人，萍乡的安源有“中国的小莫斯科”之称，这必然会与井冈山有某种联系啊，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我俩谈得很深，也谈到我曾求学的赣州和工作过的吉安在红军时期的人和事……尽管谈兴正浓，快一个小时了，我不能为了自己问学而累倒了他老人家，于是赶紧告辞。
“一语点醒入门人”：安源，与井冈山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安源、井冈山、吉安、赣州的红军英雄人物实在是值得我全身心地深入研究：14岁就到萍乡安源煤矿做当过挑夫的杨得志将军，不就是在1928年2月，投奔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第1师（朱德、陈毅在湘南起义时建立的）后，随即上井冈山会师，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吗？井冈山红军部队中，来自安源的煤矿工人就为数不少。然这个选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党史界同事们的更多的关注，而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之死，在当时的条件下还处于未能深入研究的阶段，于是我开始就安源与井冈山以及“袁文才、王佐之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0.85万字的《安源工人运动受挫的原因和教训》（《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4期）、1.8万字的《试论1925年9月安源工人运动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必然性及其对根据地斗争的贡献》（《赣南师院学报》1984年3期）。由此连类而及，我又先后发表了0.5万字的《袁文才、王佐的悲剧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失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1万字的《袁文才、王佐之死的原因和教训》（全国政协主办《文史通讯》1982年第4期）、0.8万字的《王佐传略》（全国政协主办《革命史资料》1983年11期）、0.6万字的《从江西红军时期的楹联作品看红军的光辉战斗历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0.3万字的《毛泽东“点化”过的几副楹联》（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1996年1期）、0.4万字的《毛泽东与友人唱和诗词对联背景考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中共党史资料》1995年4期）、约2万字的《试论宁冈客家首领袁文才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华侨出版社《客家与近代中国》1999年9月版第228—251页）、1.2万字的《论九打吉安》（《赣南师院学报》1983年1-2期）、由我执笔主著的0.65万字的《略谈袁文才、王佐之死》（《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由我执笔主著的1.8万字的《袁文才传》（《中共党史人物传》（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由我执笔主著的1.4万字的《论袁文才、王佐之死》（《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0.2万字有《袁文才曾任红四军参谋长吗？》（《争鸣》1981年3期）、0.75万字的《从绿林好汉到红军将领——记袁文才、王佐》（团省委《青运史研究》1985年3期）、0.52万字的《试论江西红军时期的对联》（《江西革命文物》1986年1期）、由我主著0.54万字的《袁文才》（《江西英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总计党史方面的文论约达10万字之多。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进入到毛泽东诗词与楹联研究这个全新的广阔领域，尤其是后来在臧克家老、贺敬之老、王定国老（谢觉哉夫人、108岁的老红军）、逄先知老等前辈的关心鼓励下，出版了毛泽东诗词与楹联研究等著作达400余万字。如一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妙用典故精粹》，就达250万字，且王定国老与贺敬之老皆为之题签！这一切的一切，若没有谷老在重病期间对我的特别指导，我对中共党史研究与对毛泽东诗词楹联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并获得丰硕成果。
二、夹评化为挟纸条纸条之法省时多
“亲聆謦欬收获大”：谷老对我的指导，并不限于口头上的一般讲解式指导，更多还是用评点方式为我修改论文。老人家的评点式修改论文与众不同：如果书房中仅仅是我们两人，他就将我的论文边看边评说，指出优劣之所在，指导我怎样去修改；为了节约纸张，有时他边看边将他书桌上的纸烟盒用手截成小纸条，并在纸条的上面写上他的类似夹评的修改意见或建议我还要去找寻那些方面的书用于参考，然后将这纸条夹在要修改之处。更多的情况是，要我将论文放在他老人家案头，由他指定取走的时间。
如有一次，我的一篇近2万字的《袁文才传》，老人家接过后放在案头，约定我四天后去取。我如期而至，取回这挟满纸条的论文稿时，我的心为之怦然跳动：这是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呀！为了这篇长文，费尽了他多少心血啊！我必须细细地体味老人家在纸条中写下每字每句的深刻含义，经认真修改后，论文稿到胡华（闻名中外的中共党史专家）主编手中，只字未改地就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又如，我的一篇近1.5万字的《论袁文才、王佐之死》，老人家接过后放在案头，仍然是约定我四天后去取。我如期而至，取回的也是夹满纸条的论文稿，读完纸条上的文字，细看这些文字皆是老人家用发抖的手写下的，我不禁潸然泪下。
泪水溅纸灵光闪，一个请求心中来：谷老这颜筋柳骨且手又发抖的书法，独见特色。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揣摸着那微微发抖的一笔一划，他老人家那不平凡的一生的风骨便顿时显现在我眼前，我要等谷老身体略好些时，一定要求他为我题签留下那笔意纵横的墨宝。谷老为了鼓励我努力著述，满足了我的愿望。③题签见文后。
记得有一次我写的《王佐之死》的论文中，写到王佐在被我红军误追，他在抢渡“禾水河”被淹死的整个情节过程时，我用的小标题是“禾河悲歌”，谷老见此，略一沉思后说：应是“禾河沉冤”更切。我立刻记下改好。不是吗？“禾河悲歌”显得“似曾相识”的老套而空泛，“禾河沉冤”则内蕴无尽：我留守井冈的红军名将王佐，因当时遭际极左路线的迫害而被迫蒙冤出逃；又因他不会游泳而被“沉”于禾水河中；“沉冤”一语，令人警醒：“沉冤”了吗？没有呀！实事求是乃我党宗旨，随着对极左思想的清算，“沉冤”终究是要被昭雪！
“诲人妙招启迪多”：谷老在我论文上用纸条写上对字句乃至段落要修改的夹评式文字并挟在要修改之处的方法，给了我莫大的启迪。以往，我看参考书时，将要记下的材料用卡片摘录下来，等到写论文要用时，再将卡片寻找出来运用，这非常烦心费事。谷老的“挟纸条”法不是很好吗？我在读到要摘抄处时，只要在该处贴上写有将要如何运用的意图的纸条，等到写论文要用之时，找到该纸条打字即可，实有事半功倍之效！这就是我写论文比一般人要快的诀窍。因此，我要用的书大都贴上了胡须似的条条，刚读小学的儿子见此，满带稚气地笑着说：“爸爸如今“胡子”特别多……”这时我也笑了，向他讲述了这些“胡子”用处之妙，他似懂非懂地听着发笑……
三、谷老遗教永铭心忆其妙言指迷津
何谓“谷老遗教永铭心，忆其妙言指迷津”？此语其来有自：本人今年得以完成且即将出版的关于诸葛亮兵法的书，在开卷感言中这样写道：“2008年三四月间，我尊敬的老师习嘉裕教授与新余市水电局习金苟局长，以及新余市欧里镇白梅村村委会特意为我颁发了‘为始祖习凿齿研究特聘研究员’的聘书，请我去‘帮助“考证白梅村是1600的古村，考证江西习氏开基祖习凿齿落籍白梅村1600余年……”这个忙’，当真正‘帮了这个忙’之后，从此让我对习凿齿孜孜不倦的研讨乃至一发不可收拾。成都武侯祠有名联云：“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共祀武乡侯。”正当我撰写《凿齿理念知得失……》一书时，深感诸葛亮对习凿齿的人格、品格、风格、思想理念的形成，影响甚巨。要深入研究好习凿齿，必须对诸葛亮亦当作出必要的研究。”而要深入研究诸葛亮，在出版了《千秋功过评孔明：诸葛亮新论》（89万字）之后仍感不足，还必须对诸葛亮兵法之妙作出研究，而在研究诸葛亮兵法之妙中，必须解释诸葛亮何以能用一州之力，竟可不断地对拥有九州之众、名将如云、谋臣如雨的曹魏发起攻击？当然原因多方面的。但是，根本的原因是：诸葛亮组建的军政班子不腐败，怎样才能做到不腐败？谷老曾与我深谈唐人杜牧（803—852）在其《阿房宫赋》中，在极写了秦始皇所修造的“阿房宫”之奢华之后，结论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何以防止这种不断兴起后又往往从速接续着覆亡的现象呢？谷老说了很多，而让我终生不忘的经典的话语是：历朝历代都有好人，关键的问题是要如何让好人长久地在台上。这一经典之言提醒了我，于是第九卷的卷题便跃入眼前：“永在台上是好人孔明表率壮国魂——……”本卷写有55篇文论，广涉诸葛亮理政治国、领军征战等方方面面的人和事，我仅仅撮取其中之精要，归纳治国用兵六妙。但这六妙涉及领导者当“如何以身作则”“如何选贤任能”“如何执法如山”“如何反腐廉政”“如何谨慎用兵”“如何实诚守信”，其中未能归纳入六妙者，读后亦有启发，这些内容，虽说距今近1800年，然仍可龟鉴。第九卷的诸葛亮兵法一共归纳为六妙，各妙的标题分别是：“克己律子为表率；三代忠贞悬日月。打破派系选好人；挑选好人智慧多。执法如山振纲纪；法外施恩得人心。一朝上下皆廉政；好人在朝国威立。平生谨慎人共知；正是弄险成功时。轮休作战创奇迹；诸葛用兵重信义。”这六大用兵之妙，基本上是围绕在组建朝廷班子与军队班子时，如何选取好人和自己如何做个好人去展开论述的。
在这部诸葛亮兵法中，我还着意提到诸葛亮提倡用“心腹”“爪牙”与制约“朋党”的问题。并将其归纳为“将帅必须有腹心；耳目爪牙不能少”。诸葛亮十分大胆地将“腹心”独立为一篇，其内涵与姜太公的“腹心”是不甚相同的。姜太公的“腹心一人”，近似“宰相一人”。诸葛亮的“腹心”，是指麾下要有亲信，要有耳目，要有爪牙，要有走狗，不然，很难执行自己的战略意图。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得不辨析、不得不正视的大政治问题。
诸葛亮要谋取“腹心”“耳目”“爪牙”，但他有一个不变的大前提：这就是，“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将帅是国家命运的掌握者，如果为将者不具将德，他不是为国为民去谋取“腹心”“耳目”“爪牙”，这就极有可能会结党营私、结成一伙组成朋党，独立成一个军阀或皇权的篡夺者。那么，就随时会化为一股危害国家、危害老百姓的分裂势力，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将帅谋取“腹心”“耳目”“爪牙”，其所具将德是第一要素。诸葛亮深具将德，他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他这样做，目的不是要形成一个谋私利的小集团，而是要为国为民、结束长期的战乱、恢复大一统！
诸葛亮运用生动的比喻指出“腹心”“耳目”“爪牙”必不可少：为将者，应该有自己的左右亲信可以咨商参谋事情，有给自己侦察消息通风报信的耳目，有坚决贯彻自己作战意图以辅佐自己的羽翼。没有心腹之人，就如人在黑夜中走路，手脚不知该迈向何处。没有耳目之人，就好比盲人安静地生活在黑暗中，何谈行军打仗？没有自己的爪牙，就如饥不择食，吃了有毒食物，必然中毒身亡。
诸葛亮运用生动的比喻指出如何选取“腹心”“耳目”“爪牙”：他认为，擅长为将帅者，一定要选用学识渊博、足智多谋的人做自己的心腹，要选用机智聪明、谨慎保密、有很强的判断力的人做自己的耳目，还必须选择勇敢、彪悍的将士做自己的爪牙。
鞠躬尽瘁为大统，一片丹心为国民！诸葛亮怀着坦荡、不谋私利、
为国为民完成大一统之心，才敢于公然提出必须有“腹心、耳目、
爪牙”的问题，我们在探讨“腹心”篇的精妙时，必须十分认真客观
地看到为将者必须具备有为国为民的将德，否则，他极有可能成为一
个误国害民的独裁者。这似乎与谷老的“好人要在台上”风马牛不相及？不！这就是说好人要有道德和能力！这是谷老异常关注的问题。
谷老的“好人要在台上”，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总结了历朝历代君臣，如果不是好人，就不可能以民为本，就必然会走腐败的不归路。这样一来，他的天下就不会久长，老百姓就会因战乱而遭殃受罪。诸葛亮之所以能以一州之力，向据有九州之地、兵多将广的曹魏不断发起攻击，就是他本人就是一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好人，所以他才有能力，可上制想腐败又无能的刘禅，下率一班肯为国为民的清廉将士，治理好朝政军政，假若（可惜历史没有假若，可惜刘禅在费祎死后从速走上桓灵之路）诸葛亮若能活到司马懿、孙权这个年纪，大一统中华就没有腐败皇帝司马炎的份。我的诸葛亮兵法第九卷的整卷题旨，就来自谷老“好人要在台上”的内蕴与旨意。
四、以身作责苛律己身先士卒他在前
人们一提到谷老，都知他“穷原意委稽秦汉，求是崇真究古今”，说他是“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大学问家，是一部永远解读不完的书，是一座高耸的丰碑，是一位学高德劭的一代宗师”，说他是一位思想境界高、学术造诣深的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这都是真真切切的大实话。但是，谷老还是江西大学的校长，他的行政工作同样异常出色。我因谷老给了我可以自由出进其家的特殊待遇，可以说对他的家事与行政事务，也是有所见有所闻的，给我的教育甚大。
1979年的江西大学，师生员工的住房是特别紧张的。就在这一年，现在排为15栋的四层住宅落成，不少同志盯住了这栋住宅，谁都想住上这栋面积稍大一点的房子，这是人之常情。怎么分配这栋住房，得有个原则，否则分配时，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长”的难办局面。这时，谷老提出了应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先解决教授的住房困难。由于有谷老的提议与坚持，一批有名望的教授，如：戴执中、邓宗觉、叶安祚、曾小鲁、余明伦、罗元皓、刘焕辉等教授，均入住这栋大楼。
谷老自己呢？他也入住了这栋大楼，不过他却是“以身作责苛律己，身先士卒他在前”：谷老为了给学校腾出宿舍，他将两个儿子儿媳四个孙子孙女，一家祖孙三代九口一并住进了学校为他分配的房子顶层（四楼为顶层）。略微一算，平均每人住房面积不足10平方米。其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儿子儿媳要赶着及时上班，孙子孙女急着要上学不能迟到，这个九口之家，就是上厕所也要排队……这样拥挤，老人哪里受得了，谷老却总是从大局出发去做家人们的工作。
客观地说，作为一校之长，作为一个年近80的老人，这样几近严酷苛刻的“以身作则”与“身先士卒”，终究是会吃不消的。果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当谷老住到1983年，他不幸患上脑血栓，左手与左脚因风痹接近瘫痪，路都不能走了，怎能爬四楼？我深深地体味到：现在谷老虽然路不能走了，但他那种廉洁奉公的事迹，应该永远为后人传颂；谷老虽然永远不能登上四楼，但他的思想境界，何止高过四楼，他为后人树立的是矗立云天的丰碑！
人道是“时间如闪电，转瞬即逝，往事如烟”。谷老离开我们不觉30年，可他对我的教诲，远不止上述点滴，他的事迹、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呈现在我的眼前，怎么会如烟？这是我前进的动力，也是对我的激励与鞭策。我将仍然以谷老“闭门不出”的沉心做学问的精神，努力向学校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新的学术成果。
—————————————————————————————
①本文经过谷霁光先生的长子谷沛民教授和长媳蔡健莹医生夫妇的过目修改，本人深表感谢。并附
本人给“谷霁光先生的长子谷沛民教授和长媳蔡健莹医生夫妇”信：谷老师蔡医生好：读完你们赐我的材料，30年前的谷老对我的关心帮助的往事，历历在目。我对比了一下其他先生所写的对谷老的怀念，因我的处境与他们是不一样的，也正因为这个不一样，所以我所写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我从不一样的角度与所见到的事实，显现了谷老确实是一座丰碑。人们似乎从未说过谷老通党史，也未说过他的“纸条法”是如何为后辈所发挥而用，也未具体地说到他的学术遗言至今仍在指点后学的迷津，更没有人说过他在实际工作与待遇上竟是如此苛刻对待自己。（谷老是如何呵护我成长的事，令我永铭于心，有些事不宜写出，一是谷老从未对我说到过，这只是我的主管校领导给我下达工作任务时顺便提醒告诉我的，还问我是不是谷老的亲戚，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这只是谷老对弱者的学术支持与打抱不平！仅此而已！这虽能显现了谷老的为人和骨气，但不能写，这会搞坏人事关系，让它成为如烟往事吧）但是，尽管我接触谷老较多，我是无法与你们相比的，尤其是分房子一事，我只是看到表面，在求教谷老的一次偶然机会中，我看到谷老在拥挤的房子里对谷旸、谷晋如何施教而感慨无限，这样挤，老人从未吭一声，这是否与他得病有一定关系？我无法判断！但老人是因得了病才下楼的，这是实事。我从未听到住上好房子的先生们，为他道及过一句！我所写，意在说明谷老的人格。事实如何，请您夫妇审正。文章因涉及一些学术问题的来龙去脉，我怕人看不懂，文字可能繁琐，盼帮助删繁就简，不胜感激！此致
敬礼！ 吴直雄上于 2023.10.5.
②周銮书：《仁者惟寿，明德惟馨，其萎哲人？——沉痛哀悼谷霁光先生》，《江西日报》，1993年3月30日。
③吴直雄著：《实用标点符号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谷老为本书的题签是1990年5月间，是书因遭种种“劫难”延至1996年才得以面世。直雄在引言中记下当时的情况：“本书在行将付排之际……江西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历史学家、教授谷霁光先生抱病为是书题写了书名，以往，本人在撰写史学论文时，经常得到先生的提携与扶植。先生治学为人，堪为后学楷模，令人敬仰。本书稿曾先后为两家颇有名气的出版社所接受，均三审或请专家外审，尽管评价都很好且已付排，皆因其发行量一下子未能达到他们心目中的数字而搁浅。令人遗憾；在当前学术著作出书难的情况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尽快接受此稿。责任编辑关力同志克服困难，尽心尽力、付出了大量心血，终使是书面世。令人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