霁光师一生治学严谨,他也期望后学立严谨、踏实的学风。 霁光师一再强调要端正治学态度,学问、科研不能为名利。他说:“科学研究就是要创新”,“研究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科学研究没有平坦的路可走”, “人家走过的平坦路,我们不走。只要有点亮光,若明若暗,就可以走。可能走到半明半暗,最后走到光明,也可能走不通,一辈子出不了成果。但要有献身精神。” 霁光师说:“理想高,决心大,首先要立足于研究题目,而这又要打好扎实的基础,掌握理论和基本资料。”他强调“要熟悉马列主义理论,要学好政治经济学,以理论结合历史事实”。他说:“有水平的论文,一篇的后面起码有五篇至六篇有新内容的专题文章,这就是学术的底。不要幻想,否则这辈子没有成就。”他又说: “所谓扎实的文章,应是一、驳不倒的;二、今后研究这一问题,别人都非要参考不可的。”他指出研究中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剪刀和浆糊,这实即剽窃他人的成果。一是以一点点史料推理得出结论,这只会使研究一般化,没有深入细致地搜集史料、分析史料,这不是科学研究。这两种现象是历史学中的历史唯心主义,行动上的懒惰,思想上的盲目,谈不上对历史规律的研究。”他还说:“含糊其词,或跟别人的一样,或稍有不同,这样的文章谈不上学术”,“一篇学术文章写出来,必须能解决一点问题,不然就是敷衍成文。长此下去,就会成为学术界的老油条”。霁光师正是以上述要求指导我研究的。 1979年,我写成了《明代后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这篇论文从1977年夏动笔,历时两年,由7000字增至21000字,霁光师从一稿起审阅了四次,每次都提出了修改意见。第五稿完成后,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拟收入所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霁光师对我说:“这篇稿子,我的意思本要你再补充修改。但据具体情况,这次准你送出去。不过,下不为例。”该文发表后,香港《抖擞》杂志1982年第6期评价甚高,还引起日本著名景德镇史专家佐久间重男教授的注意,他曾拟就此文撰写评论。1987年,该文收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内(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巴蜀书社编辑出版),该书从各地发表的500多篇论著中,特选出具有代表性的30篇,列为建国后到1987年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文的代表作,本文是其中之一。 1980年,某杂志刊出了一篇有关清代景德镇瓷业经济的论文,我读了之后,觉得史料不如我掌握的多,意见又相左。于是不顾自己尚未看完史料和未认真消化史料,写成了《清代前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共约18000字,心内沾沾自喜。霁光师阅后,批语中写道:“你的研究成败关键问题有三,一、把研究看得过于容易;二、急于求成;三、以自己的成见、自己原来的倾向性来套材料,硬要形成结论。这样往往深不下去,又往往陷于不客观的毛病。改正之法:一是沉着不为外物干扰,二是多考虑反面的论证”。面谈时,他又严厉地批评了我半个多小时。这次给我很大的震动,此后在研究中以此为戒,研究也有了转机。 霁光师要求治学必须不断超越现有水平。他说:“问题是学术的前途。如果不比现在的水平高得多,那自己的研究就算失败了。如我所写王安石变法这篇要比《汉唐间丁百亩的规定与封建占有制》水平要高。但如果再拿出来的文章超不过《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那就算失败了”。又说:“既要肯定自己,又要能否定自己。写了那么些文章,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有哪些是应否定的,这才能提到新的高度。”“看一看反面意见的文章,客观地考虑意见,学术研究才能进展”。 1985年初,我己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南开学报》上发表了有关景德镇瓷业经济的系列文章。霁光师对我说:“从现在起,你两年内不要写文章,要多读书、查史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处在成就的开始阶段,今后有无发展?你应有此要求,以促使你不断进步,也应要自己的家人了解。学术事业是你一辈子的事,职称等等是身外之物,学术是身内之物。你思路已开,已了解学问艰苦和做学问的快乐。文章辛苦多欢乐,学问高深自坎坷。”后来他还用毛笔书写了最后两句送给我。我遵照他的意思从1985到1987年,查阅了清代江西农村的史料,读了一些西欧近代经济史著作和英文明清经济论文,为1988年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景德镇城市经济史研究》作准备。 1990年底,景德镇城市经济史研究一课题的最终成果专著《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将完稿。霁光师时己85岁高龄,欣然为本书作序。他的视力己降到0.1度,每日只能写一两句,历时近三个月才完成。他介绍这一成果,“研究主旨在于实事求是”,“既能实事求是,又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自属难能可贵。”这是业师对门人治学的肯定,也是对学生学风的鉴定。其中又凝聚了他老人家的多少心血。 我问业于霁光师十余年,耳提面命,受益至深。际此霁光师逝世一周年,谨志先师树严谨学风之教,以与学人共勉。 (梁淼泰,原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