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霁光先生一生酷爱史学，是个有名的“书林居士”。他毕生孜孜不倦地专情于浩繁的史学卷帙之中，治学以兵制史为主，但亦涉及古代经济史、古文字学、古地理学诸多方面，且造诣很深，成就斐然。

　　20世纪30年代，谷霁光毕业于清华大学，五年后便当上了副教授，再两年后晋升教授。在清华园里，他受陈寅恪、雷海宗等著名史学大师的熏陶，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治学愈益勤奋，逢书即读，握管便录，学而不厌，锲而不舍，学业日益精进。他很喜欢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课程，他说：“每当听陈先生讲课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且更多地注意其传播研究方法和经验。特别是陈先生当时写出关于《桃花源记》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益大得不可估量。”大学三年级时，他即在当时的《清华周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字源》和学年论文《〈尚书〉〈周书〉与〈逸周书〉的比较研究》。这两篇论文因涉及的是难度较大的儒家经典，且历来多有名师涵泳，故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有关专家的注目与重视，皆疑为名家里手的力作。大学毕业的第二年，28岁的他便写出了数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蜚声文坛，其中《补魏书兵志》和《唐折冲府考校补》两文入选《二十五史补编》。

　　新中国成立后，谷霁光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建立在一个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在史学领域内，一步步冲决旧的藩篱和羁绊，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1962年，《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出版，这本二十余万字的著作是他长期进行兵制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此著从微观“点”的分析到宏观“面”的综合都十分精详，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校正并发现了不少的府名和地域，代表了当代中国研究府兵制度的最高水平。著名史学家何兹全教授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书评，对该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书1978年重版，1985年台湾弘文馆出版社又再次重印，在海内外史学界影响较大。此外，谷霁光先生还续集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和《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两书，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为推进史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凡治学的志士都与书结有不解之缘。谷霁光先生一生中也有一些读书的逸闻、藏书的不易，教书的欢乐，著书的艰辛。

　　谷霁光先生读书的故事，说来近似奇闻。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曾回忆说：“五十八年前，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工作。这份金石拓片共三万多份，是清代学者缪荃孙收藏的；后来流落他方，经蔡元培设法收归北大，设专室保藏，可是多年无人整理，蛛网灰尘都满了。当时北大在北京城内，文科研究所在松公府。霁光同志每天从西郊清华大学进城，到我的工作室来，阅看那尘封已满的北朝、隋、唐的金石拓片。那时候，我和霁光同志初相识，想不到像他那样英风勃勃的青年，竟能坐得住、干得下、钻得进……。那时，他在北京七年，只看了两场戏，其中一场我也有份，那是他和我还有几个朋友，为了庆祝一位朋友的父亲到东北去接被日本关东军逮捕下狱出来的哥哥而请看杨小楼《长板坡》的。后来霁光同志去天津南开大学工作，每星期六下午必来北京，去北京图书馆看书，晚上住在我家，星期天下午回天津。可见，他当年是如何珍惜时间，把生命浸埋在书中的。”

　　著名史学家熊德基教授在作《史林漫拾•序》中也回忆道：霁光同志治史始终注意到了“专”与“通”、“广度”与“深度’的辩证统一，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勤奋和认真。那年(1946)夏天，我转到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每次去图书馆借书，无论是唐末野史笔记，或清人的辑补校注，无不是他借阅过的，书中往往还夹着未及抽出的小纸条。不难看出，他是要抄录某一条史料。据同事叶国庆教授说，霁光同志抗战时在长汀，讲课之外，整天抄卡片，抄累了就去锄地种菜，锄完了坐下又抄。从这个集子也可看出，如果他不是这么勤奋地博览，焉能每一个朝代都有论文发表呢?”

　　谷霁光教授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看书不是挑书看、找书看，而是“倒架”看。青壮年时代，他一进书库，就在书架前席地而坐，读完一架，再开一架，跟着书架跑。为写《明清时代之山西与山西票号》这篇2万字的文章，他几乎读遍明清的有关图书 。而且他看书是看“倒本”，从卷首到卷尾，字字过目。书一上手，便目不别视，耳不旁听。有多少次，他竟忘却了吃饭，隐身书斋，竟日不出。谷教授发表的几百万字的学术论著，就是这样长年累月，无间寒暑，在寂寂的斗室里，艰苦学习得来的。所以他也曾感叹：“天道酬勤。我的治学道路不是别的，就是勤奋苦读的道路。”他还说：“我认为读书博而能约，多而能精，要由面到点，由通到专。”

　　谷霁光先生一生藏书并不算太多，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的工薪要养活全家六口，经济本来就不宽裕；另一方面他执著地利用图书馆的藏书，从青年到晚年始终如一。他仅有的一些藏书却有深为痛惜的遭遇：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敌机轰炸，他的寓所中弹，一火焚光；第二次是50年代初期，家室被小巷大火牵连，片纸不留；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风暴突起，一劫如洗。这三次兵害、天灾和人祸，让他珍藏的图书和多年抄录的卡片及手稿荡然无存。面对挫折和磨难，他不曾退缩。每当书“光”之后，他以阳雀扒枝、燕子衔泥的精神，从头干起，他坚信：学海无涯勤是岸，青云有路志为梯。

　　他勤于思考，苦于执著，一生也乐在读书和思索之中。他说过：“我的脑子里装的全是问题。”他希望能解析这些问题，发掘历史真实。他著书立说，从不人云亦云，不吃人现馍，力求文中有我。有一次，他从一家杂志上读到日本史学家研究辽金“乣军”的论文，他敢持异议，自立见地，大胆行文论非。为了言之有理，竟特地苦学了半年蒙文，以辩“乣”字的读音和字义。体现了他在治史上的认真、严谨。史学家姚公骞教授曾写诗这样称颂谷教授：“美金尚可镂，佳木尚可构，文陈犹犀笔犹帚。壮年波墨补北史，晚年短檠穷二西。狂风巨浪开心胸，马列主义浣尘垢。”

　　谷霁光先生不仅是一位学问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诲人不倦，为培养人才而呕心沥血，具有提携后学甘为人梯的大学者的风范和品质。

　　他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要求很严。周銮书教授生前回忆说：“谷老是我的恩师，我1953年开始做谷老的助教。他对我们要求真严，要求我们没有心得，万勿发议论。为此，我们写文章，大都要修改五六次，我有一篇文章，谷老竟要我反复修改了十四次……先生强调史德、史才、史识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德、才、识缺一不可。并告诫：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要有广博厚实的综合学科基础，要甘于孤独，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切忌浮躁，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浅尝辄止。我们得益匪浅。”

　　左行培教授也是一位跟从谷霁光他多年的助教。他曾回忆说：“谷霁光先生常对我讲，上讲台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讲台上，不可讲得不好，更不可有些微错误，以免误人子弟。因此，我第一次上课的讲稿，他亲自审阅了六七次。就在上讲台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办公室还陪着我，要我反复修改，熟悉讲稿，并一次一次试讲，直到深夜十二点钟。这些情景，今天还清晰记得。”

　　黄今言教授也深有感慨：“谷先生赤忱，奖掖后学，甘为人梯，为人师表，率先垂范，是指点迷津的良师。先生关心学生是多方面的，从治学到做人处世，他都是高标准、高要求。记得1962年先生对我说：‘治学之要，贵在基础，只有掌握了通史才谈得上做学问，你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必须从战国摸起，下伸隋唐，接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用十三张纸写成的书单给我，内容涉及理论、史料和代表性新著，规定我两年读完，重点或疑难问题，通过写专题和搜集资料加以考证。有时我写的仅万字文章，谷先生在上面的提示、眉批等修改意见就达二千字，可见他的治学严谨。当我著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一书出版后，谷先生非常高兴，并亲自用宣纸写了一副对联：‘穷原意委稽秦汉，求是崇真究古今’以资鼓励。我在治学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和谷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

　　对于后学不论识与不识，不论是学生，还是慕名求教者，谷霁光的态度是来者不拒。他从不摆架子，或是热情以待，有问必答，真挚地交换意见，使人如坐春风，倍感温暖；或是一信百千字，勉励后学勤奋苦读，不要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他一生培养出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谷霁光先生温文尔雅、朴素憨厚、学养深邃，不求名位厚禄，乐于淡泊宁静。他一生崇尚简朴无华、去虚崇实，常说：“行事在质不在文，在意不在言。”晚年，他写下一张便笺以自志：“在生不做寿，死后不举行追悼会、遗体告别等任何仪式。其人其文，简朴无华，去虚崇实，予一以贯之。”

　　他虚怀若谷，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和名利得失，无论顺境、逆境，都不在意，给人一种同忧喜、等荣辱之感。新中国成立后，因担负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工作，只好在“八小时之外”从事学术研究，有的人趁机散布流言飞语进行攻击。对此，他不屑一顾，坦然自若。“只顾照样做去，心里感到非常踏实和无限欣慰。”十年浩劫中，他被打成“三家村黑店江西分店老板”，长期遭受残酷折磨，被挂牌游斗，挨毒打，冬日穿草鞋，陪跪陪斗，蹲牛棚，罚劳改，吃尽苦头。然而，他在给一位知心弟子的信里却写道：“至于无妄之灾，也漠然视之。”他认为：“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小逆转，光明终究是要战胜黑暗的。”

　　他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每当省政府、省政协、省社联安排他去庐山、井冈山等休息疗养，都被婉言谢绝。晚年，省里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及年迈体衰，准备给其居室配置小锅炉，安装暖气，他考虑所花公费不菲，也都婉言谢绝了。直到去世的前几年，他半身不遂，行走十分困难，为了便于锻炼身体，才同意校方在其屋内装上木地板，在门口安上木扶梯，这便是他难得同意的“特殊照顾”。他的居室不过六十余平方米，室内朴素自然，除了三架图书、两把藤椅和一台黑白电视外，其他桌椅床铺等都是学校借给的旧物。他饮食也极为简单，只是嗜好一点湖南口味的小菜。

　　深知“天道酬勤”的谷霁光先生，对于时间向来是十分珍惜的。他不想浪费光阴，也不愿当行尸走肉。十年浩劫中，他没有条件看书和搞科研，又不甘心虚度年华，便投身在劳动中，喜欢干些木工活，每月只有三十元钱生活费，他也要省下一点钱购买木工工具。几年后他都能做三级木工活了。一些老年教工至今还夸他做的木锅盖、小板凳又漂亮又耐用。

　　十年浩劫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久久盼望的科学春天终于来到了。他虽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英气不减当年，像久渴的人吮吸甘泉一样，一头钻进书堆里，不畏严寒酷暑，不顾视力下降，坚持天天写作。短短几年中，他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不少有份量的史学论文，特别是兵制史和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如《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四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古代战阵中的重要阵形 ——方阵》等。1983年他突发脑血栓，住进医院，还不忘科研，曾口述论文，请左行培先生笔录整理，写成《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纪念专号上。出院后，他抓紧时间完成了《试论王安石的历史观与其经济改革》（该书获1988年江西社联优秀成果一等奖），在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原则和方法上，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

　　半身不遂加上严重的白内障，没有使谷霁光先生消沉。在室内摔倒了，他爬起来靠着墙思考问题；视力太差，就借助高倍放大镜、特制的日光灯箱和定纸镇尺，以唇以颔去翻书折页，在古籍中检索搜寻。他曾风趣地说：“上帝安排给我的生命时间不多了，我要不惜代价同时间赛跑，把有生之年献给祖国‘四化’。”

　　1985年教师节，江西大学党委和行政为祝贺他执教五十二周年，赠送了《群鹤浴日》工艺漆画，他有感而发《题〈群鹤浴日〉画》一诗：

　　空谷幽兰傲肃霜，光风霁月识沧桑。

盈亏清浊寻常事，幼鹤苍松景物长。

　　1993年3月23日凌晨2时16分，谷霁光先生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了，18年了，他始终活在我们心中，他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最后，借用姚公骞教授和周銮书教授联名送的一副挽联，借以表达对这位史学前辈、学问大家、教育大家的景仰之情和深深的怀念：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为夫子

　　仁者惟寿，明德惟馨，其萎哲人

（周声柱，《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